张謇和沈云沛是甲午同科进士，近代社会名流。他们有着十余年的交往与合作，为苏北地区近代区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。
张謇、沈云沛的交往
张謇甲午恩科状元，钦点翰林院修撰；沈云沛则为同科第二甲第八十六名，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他们金榜题名之后不久即回到家乡——通州和海州。
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为加强江苏沿海一带防务，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、沈二人分别办理通州、海州团练。张之洞的一道奏章，将张沈两人联系起来，由此开始了一段密切的交往。
1895
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朝野上下群情激愤，纷纷呼吁“设厂自救”、“振兴实业”，张謇、沈云沛各自在家乡兴办实业。沈云沛在海州首先酝酿的云台山麓荒地开发，这曾受到张謇的启发。植树是张謇一生的嗜好，他早年在家乡和父兄不仅经营好自家田园，还购买桑、柏、槐苗及油桐籽分发乡邻，以为倡导。
1895
年沈云沛来访通州海门，张謇在日记中曾有记载：“雨辰自乙未至我家，观我蔬圃，感而为此，而大乃百倍之”。此后沈云沛在海州创设了种植试验场、果木试验场。也许受张謇集股兴办大生纱厂的启发，
1898
年沈云沛等集资成立树艺公司开发云台山，并向社会集股，在上海、苏州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，共集得
3000
股，银
30
万元。“树艺公司”成为江苏的最早以股份制形式建立的农业企业。
1905
年
4
～
5
月间，沈云沛及赣榆绅士许鼎霖共同邀请张謇来海州考察。张謇在沈、许的陪同下游览了云台山，考察了沈创办的洪门果圃、树艺公司，张謇本精通树艺，对洪门果圃大加赞赏，而对树艺公司则看出了问题：“树艺公司始事者徐绍垣、欧阳炳。欧以官场手法办此事，以湖南物产例此地，于海州风俗全无理会，其始贪种茶，茶亦湖南种，而不种松，茶死于寒冻弊之八九。他所规划率缪，宜所败矣。”张謇的意见被许、沈等重视，数年后树艺公司开垦种植，渐著成效。
张謇办团练期间，看到通海一带“高天大海间之一片荒滩”，即有了开发沿海滩涂的设想。
1901
年，张謇在海门兴办通海垦牧公司，开启了苏北大规模垦殖的先河。他兴办通海垦牧公司之时，其视野已远及淮北海州，他看到：“计江北并海，自海门至赣榆十许州县，积百有余年，荒废不治之土，何翅数万顷？”如能垦荒兴农，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。
在通海垦牧公司的启发下，沈云沛、许鼎霖等计划在海州、赣榆筹办垦牧公司，为此
1904
年沈云沛再次来到南通考察，参考通州大生纱厂、通海垦牧公司、同仁泰盐业公司的经验。
1905
年张謇的海州之行，支持帮助沈、许海赣垦殖是其主要目的之一。张謇帮助他们改定了“海赣垦牧公司呈稿”，并请前来会
1902
年，江宁画家单林为张謇作《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》，沈云沛为此画题诗。张謇和沈云沛江淮巡抚恩寿呈奏朝廷。不久呈请得到批准，清廷命沈云沛“援通海垦牧公司成案，与张季直殿撰暨地方各绅等集合股本三十万两创设海赣垦牧公司，就鸡心、燕尾二滩筑堤开渠，渐次招垦”。
后沈、许共筹集资金
42
万元，先后在海州、赣榆两地联办海赣垦牧公司，借助通海垦牧公司经验开发滩涂、发展农牧，并先后兴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机器油饼厂。至此，通海、海赣两大垦牧公司开了苏北沿海垦殖先河。从
1895
年至
1905
年张、沈分别在通、海两地相互支持、发展实业，为两地区域的启动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共同的志趣使两人交往频繁。张謇日记中记有两人多次通信、会晤。
1897
年
9
月，沈云沛曾邀请张謇到海州主持敦善和居业两书院，其时张謇正是创办大生纱厂最为艰苦的时期，因而辞谢了。
1898
年
5
月，张、沈同在北京翰林院，张謇一次试戴沈的老花镜“稍合”而记在日记上，可见两人关系密切。
1902
年，张謇为通海垦牧公司以提供平价杂粮为条件，招募民工，为此曾拜托沈云沛在海州购买杂粮。该年张謇
50
岁，他请江宁画家单林作了一幅肖像《东海牧夫长五十小像》，表现自己立志苏北沿海开发的决心，沈云沛为此画题写了五言诗，赞叹张謇开拓精神，表达其敬慕之意，此画由张謇嫡孙、全国工商联原常务副主席张绪武先生珍藏。
1905
年张謇在海州时，沈云沛赠送了出土于洪门的汉代青瓷壶、青瓷钵各一件，两件文物现藏于南通博物苑。然而至
1906
年两人的交往却日渐减少，其中的变机应是清廷农工商部对张沈两人的征召。
1905
年末农工商部拟征召该部头等顾问官张謇入部任实职，大致先是通过张謇的某位友人了解张謇的意向，同时还请张謇邀沈云沛共同赴京任职。对于清廷的征召张謇以办理地方实业、教育暂难脱身为由婉言谢绝。而沈云沛会如何应答，张謇还不太清楚，就此曾和该友人谈道：“雨辰同年书顷遵寄，谅其所答，当已在途。其家果林蔬圃，大数百亩；图书之富，壮于云台。入林之约虽同，而在家之食殊异。软红十丈，不知能重踏否也？”从张謇语气看沈云沛似乎也难入京。
然而，
1906
年沈云沛还是应召赴京，先后出任农工商部参议、右丞、右侍郎，
1908
年后任邮传部左、右侍郎、吏部右侍郎，民国后任参政：参政。民国四年（
1915
年）
9
月参政：代行立法：开会，与周家彦、马安良等请愿改变国体；梁士诒等组织“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”，以沈云沛为会长，向参政院总请愿，反对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，在拥，称帝事件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。后于
1919
年郁郁而亡。
1906
年以后，不同的人生选择，张、沈两人已渐行渐远。
张、沈与陇海铁路
清末，商办铁路兴起，苏籍官绅谋求自办江苏铁路，张謇、沈云沛等官绅参与其中。
1905
年
10
月间，张謇、沈云沛以及数十名江浙绅士为争取苏路、浙路商办而两次联名上书两江总督周馥和北京的商部。
1906
年
2
月，商部章京阮惟和首先提议建开（封）海（州）一路，得到众多苏籍官绅的支持。
4
月，苏籍官绅
256
人共同呈请清廷允许苏路商办，获准后成立了商办江苏铁路公司，选王清穆为总理，张謇为协理。苏路公司计划分筑南北两线，其中北线以清江浦为中心，先后规划过由清江浦经徐州伸入河南的清徐线、至海州的海清线以及至瓜州的瓜清线、至通州的清通线等，北线工程又任许鼎霖为协理。
张謇、许鼎霖负责主持勘测线路、修筑工程，在清江浦选定铜元局作为苏路公司办事所，先行筹划修建清徐线。
1906
年阴历年末除夕张謇在日记中记道：该年“最其事由，大半为路，幸北线已属九香（许鼎霖），当无须时时至浦。”
1908
年
6
月，张謇请辞苏省铁路公司协理职务，专心经营北线。当时沈云沛已任邮传部侍郎。虽然此时邮传部与苏浙铁路公司绅商间矛盾重重，但沈也积极推动北线工程，并将“海州为终点”变成官方意见。
1909
年春，邮传部奏派路政司郎中阮惟和、铁路总局顾问沙海昂勘查“开（封）徐（州）海（州）清（江）路线”。
1910
年初，邮传部拟《勘明开徐海清路线情形筹拟及时兴办折》，指出开徐清海线路“以开封为起点，以自开商办之海州为尾闾，西联汴洛以达甘新，为中原东西一大纬线。陆路则与京汉、津浦交通，水道则与各洋航路相接，据控制海陆之形便，握操纵自我之机关，经武兴商皆觇实效。”呈请勘明线路，加快推进铁路建造。对苏路北线江苏官绅共同提议的开封要海州线路，张謇是认可的。他对海州通路、建港并无异议。
1910
年
3
月邮传部仍奏派王清穆、张謇为苏路公司总、协理，继续负责清徐路段工程。地方文化研究
28
至
1911
年
2
月，清徐线清江浦至杨庄
17
公里告竣，后因经费不支，陷于停顿。至于对陇海路东段路线，张、沈虽有不尽相同的规划思路，但仍能求同存异，官、商两方共同推进铁路建设。
并不存在的“张沈之争”
长期以来，一直有关于陇海铁路东端野张沈之争”一说，实为谬误。陇海路东端纷争之起在民国初，始发生于淮、扬属与海属两方官绅群体之间，“一派主张从徐州横贯江苏腹地经南通天生港，衔接崇明大港，是为南线，为江苏淮扬两属人所坚持；而另一派主张由徐州就近直达海州西连岛，是为北线，为江苏海属人所坚持。”海州籍水利专家、江苏省议员武同举等向省议会建议案指出：海州“南可挽上海已失之权，北可掣青岛扩张之势力，实完全握有黄海中心健固之海权”，铁路海口之确定“以测量为第一步，以比较之确定，第二步应请议长付大会公决”，武同举等提案内容，以“江苏省议会”名义在《地学杂志》上发表。其时张謇尚为江苏省议会会长，不久赴京就任“名流内阁”农商总长，他未在终点问题上有公开的意见，没有利用职权实现自己的意愿，偏袒或压制某一方。倒是沈云沛在此轮争议中发生了作用：“因海州人沈云沛与交通部的关系，争持多日后终于路局决定用北线，主张南线的一派失败”。
1920
年张謇也曾为海州“向政府及省当局以开辟商埠为请”，并与江苏督军、省长一起推荐众议：议员段书云为督办。
1921
年，张謇再就此事写信给总统徐世昌、总理靳云鹏，称：“陇海铁路开筑有期，……不出两年，东段即可完毕。……海州开埠诚为目前重要之事。”要求他们重视地方官民公意，重视海州埠务，慎重任员。海州开埠与陇海路终点选择本是互为因果的，张謇支持海州开埠，并没有关于改变陇海路终点的任何表示。
1922
年年底一起重大历史事件要中国收回青岛主权，引发了陇海路终点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波纷争，争论的双方仍是淮扬两属与海属两方官绅群体之间，几乎形成一波政潮，“始则两方议员、互以文电表意见，互赴交部述理由，继则地方各公团互有通电达于京省，措辞激切，再继则两方学生，迭有文字发表于报纸，如此相持，何日得以解决也浴”纷争的过程复杂，需另文叙述。
正是青岛主权的收回，促使张謇带领通属团队也加入了“纷争”，对此张謇说得很清楚：“向者陇海路当局主张西连岛最适当之理由，；屏蔽青岛。今青岛既已收回，与西连岛相距仅二百公里，宁有同一商埠，而设于荒左孤悬之野，以谋路之发达乎？”张謇抓住青岛主权收回、海州战略地位骤降的机遇，试图把陇海铁路东端建到南通地区。为此张謇一方面联络在其苏籍人士、及地方社团向国民政府施压，另一方面则尽力寻找有利于南通的证据，阐述、论证以通州为终点对于苏北发展的重要作用。当然张謇等人的争持，并无法改变在陇海路终点问题业已形成的结果。
张謇关于陇海铁路东端路线的言论均发表于
1923
年以后，即沈云沛逝后
4
年。所谓二人“争论”并不见相关资料，以往说法论据之一即张謇致孟森、凌植支信件，《张季子九录》将时间错标为
1917
年，据考应为
1923
年
5
月
[
注
]
。至于所谓“沈云沛为修铁路、筑海港与张謇通信数十封，各自阐述观点，颇似一场学术争论”的说法与史无稽。虽然所谓“张、沈之争”并不存在，但是陇海铁路东段的走向，却长久地影响了南通、连云港两地以后的发展，也深深地影响了苏北地区区域发展的格局。
注：
关于张謇致孟森、凌植支的信即《为陇海路线事复孟莼孙函》、《为陇海路线事复凌植支函》两文,《张季子九录》、《张謇全集》均标1912年，然信中内容提到“新运河”是张謇1920年以后才规划的，因此所标时间必然有误。查《张謇日记》1923年（阴历）4月13日有“答莼孙、植支讯，说陇海路线”语，《啬翁自订年谱》1923年4月也有“答孟莼孙、凌植支信，说陇海路线”语，应即指此两信；另张謇于1923年6月2日（阴历4月18日）《复陈伯盟函》中又有“陇海终点之研究，昨复孟君及他友已详言之”语，与《日记》、《年谱》互印证，可确认两信时间。两信在《张季子九录》、《张謇全集》上标注时间错误是“张、沈之争”论的成因之一。
（摘自《连云港史志》，作者：赵明远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