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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佐良
浏览次数: 作者: 信息来源: 更新时间:2013-07-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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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佐良( 1872~1935 ),字纬宸。原山东省兰山县朱樊村(今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)人。清光绪年间江西省南赣镇总兵王得胜次子。自民国元年( 1912 年)起先后担任赣榆县民政长、县长,主政长达十三年之久。当地民间皆以“二大人”称之。
王佐良自幼深得父爱。其父在江西任总兵期间,他随父攻读诗书、兵法。王得胜从江西卸任后不久,又奉两江总督之命复出组织海胜军。彼时,王佐良初长成,他踌躇满志,加入海胜军,协助年迈的父亲昼夜带兵巡海。王佐良身为将门之后,既有戍边卫国、跃马海疆的历练,又素有文才(光绪年间秀才)。宣统二年 , 他当选为山东省兰山县资政院议员,步入政界。
剿匪成名
清末民初,苏鲁交界地区土匪猖獗。当地有“羽山到末山,蟊贼出万千”之说。而当时赫赫有名的总兵府——王家大院,就处于这土匪最活跃的地区。
宣统二年九月九日( 1910 10 11 日),王佐良趁资政院休会之际赶回老家,会同侄子王沂华(胞兄王泽凤的养子),捐资成立团练,招募乡兵以保家。同时,他又出面找到沂防营管带李鲁卿,共商剿匪之事,得到李的支持。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( 1911 10 10 日),武昌革命军举义。海州属地土匪趁世变蜂起。赣榆县境内以孙秩坠、王西斗等为首的各路股匪也不断骚扰各地,对县城和青口镇造成极大威胁。宣统三年十月初一( 1911 11 21 日),王佐良借助于沂防营兵力,率乡兵第二次向末(磨)山周围的土匪发起围剿。在战斗中,王佐良叔侄俩身先士卒,亲冒矢石之险,四出堵截匪徒,终获大胜。次日,又乘胜克复驻苘庄湖(今东海县青湖镇)的盐防营垒。
王佐良剿匪战的烽烟未熄,十月初二夜,海州盐务营又发生兵变。海州的绅、商界听说王家乡兵剿匪勇猛,便火速发函请求王佐良前去海州平乱。王佐良因父亲王得胜曾在海州当过武官,便欣然同意出兵。
初六,王佐良和侄子王沂华率兵去海州。路过大沙河时,听说王西斗匪帮正在浦南烧杀抢掠,便于七日黎明带领团练乡兵包围了浦南,击毙了王西斗和不少匪徒,解救了浦南民众。随后,他们进驻海州,镇守海州城。
因王佐良多次剿匪有功,不久被江北行督蒋雁行委任为“海州军政支部长”,后又提升为陆军少将,领“三等文虎嘉禾乐章军政执法官官衔”。民国元年他到赣榆县主政以后,又兼任海属警备队统带官。
宣统三年( 1911 10 月)辛亥革命爆发后,英帝国出面诱胁革命军与袁世凯妥协,“调停”南北的对峙关系;来自山东的沂防营兵勇也打算撤回。赣榆境内的残匪闻风蠢蠢欲动。此时,王佐良已有军职。当他得知赣榆县城仅有练勇 50 人,难以自保,就劝县知事曹运鹏扩兵防匪。但曹运鹏竟以难筹军饷推诿不办。
辛亥年腊月二十一日 (1912 2 8 ) ,南面响水县的海匪突然窜来,偷袭县北部的海头圩。王佐良只好暂离赣榆县城,带盐防营和商团兵 40 多人前去剿匪。恰在这一夜,全县各路土匪聚数千之众攻破了县城。县令曹运鹏只好缒城逃往青口镇避难。
第二天,曹运鹏会同赣榆县商会和青口团练局的绅董们,向江北行督发电,报告了土匪陷城之事,并表示赣榆县已归顺民国,请求派兵剿匪复城。行督府随后命令海州民政长、十三协统领何锋发兵赣榆剿匪。何到赣榆后,安排本县的商团兵、盐防营,以及由他带来的完字营,合兵于十四日攻城。经官兵的轮番攻击,土匪于二十一日夜弃城溃散。
县城克复后,避难于青口镇的全县乡政局长和董事们,按照民国的章程,酝酿推选县民政长。因县令曹运鹏在剿匪守城中无所作为,而王佐良近年在多次剿匪中出力最多,大家便一致推选王佐良出任此职。
会后,有人将该提议致电在外地的赣榆县名流许鼎霖,由许首肯,再上报江北行督府,得到允准。
是非县官
民国元年( 1912 3 11 日),王佐良就任江苏省赣榆县第一任民政长。王佐良上任后,匪势依然严峻——最近被赶出县城的匪首孙秩坠虽已在出逃途中丧命,但少数亡命之徒混迹于民间。特别是有个叫仲兆琚(仲八)的匪首,他的匪帮占县城那几天,搜获了不少钢枪弹药。他们退出县城时,人马也没受损失,留下了巨大隐患。王佐良深知:要想稳定地方治安,就必须先制服土匪。为此,他上任之初便加强了城防的军事部署。同时,他决定成立有马、步卒共 180 人的县警备队,由王沂华任管带,平时维持县城治安,战事守城御敌;保留商团 300 人专守青口镇;由商会筹款招兵勇 150 人,购两艘大船,并借许鼎霖属下的海丰面粉公司小炮 3 门(带炮手),装备护航炮船,驻防海口。
四月,为加强城防设施,王佐良又报请上级批准,动用税银 1407 元重修城墙、县署和监狱。
六月,城防工程刚竣工,窝在羽山的仲兆琚股匪又窜来夹谷山骚扰。于是,王佐良亲率县警备队进击,将这股装备好、从没吃过亏的匪徒消灭殆尽。从此,周边地区每有土匪出现,王佐良都派王沂华带警备队出征,且所战皆胜。经一段时间的肃剿,各地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。王佐良见大股土匪已经溃败,就通过各种关系,对可以争取的匪徒加以安抚。对此,有些人便制造传言,说王佐良“通匪”、跟某些匪首订有“君子约定”。但在对付罪大恶极的匪徒,王佐良从来不手软,而且他有权拍板定案,将罪犯“斩立决”。
除治匪之外,王佐良对手下办事人员的管理也较严厉。民国二年,钱粮房雇员周振宗欠库钱一千二百串,畏罪潜逃。他下令追捕治罪。周母多方借钱,把儿子的欠账还上后,周振宗悄悄地回了家。王佐良闻讯后,责周不来县里主动自首,便派人把周抓捕归案,终将周“明正典刑”。
作为县民政长兼警备队统带官,王佐良除了对付土匪之外,还要处理民事、政务、商贸、以及海防等诸多事宜。而在这方面,因为有时会触及地方势力的利益,就必然要受到少数人的抵制。在这种情况下,王佐良有时不得不权衡利弊、腾挪躲让,甚至违心行事。
据有关资料:王佐良之所以能长期主政赣榆县,其为官之道有三招——
一是依附豪门。在当年赣榆县的豪门大户中,以青口镇的许家势力最大。其代表人物许鼎霖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、政界要员(王佐良出任 34 人物春秋赣榆县民政长,也是经许首肯的)。王佐良主政赣榆后,许鼎霖虽然在外地,可他的大儿子许仲来还在家主事,他的四弟许鼎馨(许四)是青口商会的头头,六弟许鼎年(许六)也在外地为官。为依附许家这样的地方权势,王佐良主政赣榆后,凡有公务大事都要请许四商议。
二是重用能人。王佐良当县官,除依靠许四之外,还有几个心腹,即县参议长李裕泽(李三)、师爷仲丹魁(仲二飞刀)和县农会长乔文澜。仲丹魁原是县议会的录事,由议长李裕泽推荐给佐良。仲有辩才、善诉讼、深通律例,很快就受到王佐良重用。
三是稳住基层。王佐良为保住自己的“宝座”,对各乡镇的绅董们也很注意团结,以利用他们为自己办事。
民国九年,在上海求学的赣榆人陈文彬等控告王佐良,状子递到督军齐燮元和江苏省署那里。督军要省署办理,省长王瑚遂密派两位委员到赣榆查访。王佐良与李裕泽、仲丹魁得知后,急忙调动了全县的乡镇董事齐聚青口,求见省里来的委员,为其辩护。这俩人回省里之后,赣榆县的乡董们又选出以沙河镇名流朱寿石为首的 40 名代表,于民国十年春赴南京为王佐良伸冤。他们除向王瑚请愿外,还通过督军署参议、赣榆籍人余念慈、督军署军官王天党等向督齐燮元传话,终于“保王”成功。
园艺专家
王佐良年轻时就喜欢“老树、怪石、奇花”。早在其父王得胜为官期间,他就在老家朱樊村建造一处家庭花园。该园起名“菊园”,内有菊花 600 多种,并植有桂花、铁树、毛竹等奇花异草;花山、花窖、花亭、花厅、太湖石、小桥、流水等,也布局得当;素有“江北第一园”之誉。
王佐良不仅把菊园营造成观赏性花园,而且把它搞成园艺实验园地。民国五年,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叶树艺浅说曳一书。该书近 4 万字,并配有图像,介绍了常见树木、蔬菜、经济作物的栽种技术;另外还附有养柞蚕、椿蚕的方法。时任赣榆县农会会长的乔文澜为该书作序,行文说:“纬宸先生于树艺一道,推究最精,富有经验”;“栽植之法,物土之宜,纯自经验中来,切近详明,皆以前农书所未道及者。”又说,这些方法,“农人试无不效”。
在园艺研究方面,王佐良态度也非常谦虚。他在该书的“前言”结尾时写道:“赣榆亦桑梓邦也,忝作行政长官,深望各绅董父老、学子,以身作则,先行提倡”,并表示:“倘有人愿来署面余讨论者,余极欢迎,定优礼相加。”
“自缚”作囚
清光绪二十六年, 76 岁的王得胜为庆贺带有“双六”的寿辰,为自己立“功德碑”。其碑文对后代提出希望:“余今年七十有六矣,养疴林下,将平生事迹大略,勒石于祠堂侧,俾后嗣知余创立之不易。长守此中正勤俭之训,即为居官治家要法。倘更王家菊园布局图,当时肖华主任住在菊园花亭 35 人物春秋能读书奋志,昌大吾门,则余无有厚望焉。”
王得胜立这块碑时,王佐良对父亲的心情不会不理解,但是,谁料后来率先违背“父训”的人正是他自己。在这里,且不说他为官是否“中正”,单看父亲要求的“勤俭”治家,他就没有做到。首先,他吸食鸦片。这既违父训,又违反朝纪国法。更可悲的是,他的独子王裕昆,身为王家第三代大少爷却不理家务,也像他那样嗜毒成瘾,人送绰号“烟龙”(实则是“烟鬼”)——父子两代吸毒,偌大家产都在他爷儿俩的烟枪里,化成了袅袅烟雾。
王佐良不仅没有教育好儿子,也管不好身边的人。他做赣榆县官期间,由姨太顾做“压印夫人”。但顾没有帮助他好好治家理政,反而依仗他的权势,叫人替她在赌局里放高利贷取利。顾的弟弟顾金山来赣榆生活之后,也不务正业:天天放鹰、遛狗、玩鹌鹑,到赌局里聚赌抽头、敲诈勒索;更严重的是,他以姐夫为靠山,常常为人包揽诉讼,从中捞钱——顾氏姐弟俩如此造孽,也就必然造成公众对王佐良的不满。
民国十四年,江苏省政权落到奉系手里。省长郑谦决定派余嘉谟到赣榆任县长,王佐良下台。奉系军队进驻青口后,军中有个营长王某,青口人,曾与王佐良有磨擦。于是他抓住这个公报私仇的机会,带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。王佐良事前闻信躲到城北冯顶村避难。奉军士兵没抓到王佐良,使他逃过一劫。然而,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,王佐良“躲了初一,躲不了十五”,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,随着潮涨潮落而跌宕起伏。
民国十六年( 1927 年)秋,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在东陇海铁路沿线作战失利,部队南撤;受其委任做赣榆县长的张世也随之撤走。孙传芳的江浙联军李宝昌旅进驻赣榆后,王佐良复任县长。不料好景不长。十二月十九日,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来到赣榆,军长曹万顺把军部安在青口镇。北伐军的到来使王佐良再度倒运:没过几天,江苏省政府就委任王兰卿来赣榆当县长。但王佐良误信有人发电给省里要挽留他,便拒不交印。于是,北伐军独立师师长李明扬出面,派兵以武力帮助王兰卿接收县政权,并将王佐良扣押,交十七军军部看管。王佐良被关押之后,国民党赣榆县党部随即成立“反王大同盟”,搜集到王佐良的“十大罪状”:( 1 )叛逆通敌;( 2 )勾结土匪祸害地方;( 3 )枉杀商保团护兵陈鸿玉;( 4 )错杀钱粮房雇员周振宗;( 5 )听任姨太放债抽赌;( 6 )纵容舅子包揽词讼; (7) 吸食鸦片触犯国法; (8) 贪污教育费;( 9 )放兔鹘不务正业;( 10 )玩鹌鹑游手好闲。并写成讼状,上诉南京特别法庭。在“反王大同盟”督促下,王佐良被解送南京关押。
民国十七年夏,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佐良,赣榆县“反王大同盟”派蒯竟同、刘振鹏等为代表作原告出庭。结果,法庭判处王佐良无期徒刑,并没收其在欢墩埠开设的恒聚油坊。王佐良受审期间,曾支持他主政赣榆的青口人许鼎霖已去世多年;当年代表赣榆乡董赴南京为他请愿的朱寿石,也早已旅居上海;因此无人再替他“说话”。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后,他的亲家、涛雒镇人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,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后,针对赣榆县的诉状偏重“政治”(通敌、通匪)、而轻“经济”(贪污)的实质,对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别法庭难以反驳。法官们此时认识到:王佐良的案情虽已作出判决,但定性确有偏重之处。再者,王佐良与丁惟汾是亲家,又让法官们不得不思考以何种方式,给社会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。特别法庭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,终于民国二十年(即关押王佐良三年后),作出决定:允许王佐良“保外就医”。
王佐良经历三年牢狱之苦,被“释放”回到老家朱樊村时,身心交瘁,奄奄一息。当年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在他遭事之后,也门庭冷落;名扬苏北的菊园更是萧条破败。日落西山,时过境迁。此时的王佐良已无在官场上东山再起的可能。在朱樊村破落的王家大院里,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时光,于民国二十四年( 1935 年)病逝,享年 63 岁。
王佐良浮华而又苍凉的人生,警醒了王家的孙辈,使他们不得不思考和寻求自己的人生出路。 1942 年春天,抗日烽火在滨海地区燃烧,王家大院入驻了八路军 115 师师部、中共山东分局负责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。从此,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。
 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摘自《连云港史志》,作者:时麟,王秋侠。原题《从县太爷到阶下囚》)